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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需要等到看见才发挥作用的体制

2019-12-17 15:23栏目:财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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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系统性风险外在的价格表现看,是多个领域同时发生超过一定幅度的波动,是有偏波动的同方向持续积累。这需要能同时作用于多个市场的有偏力量持续发挥作用。当然,系统性风险不仅表现为价格波动,也表现为功能异化和弱化,从存在即合理的角度,这种“不合意”的结果是合理存在的,其存在的合理基础是现实存在的扭曲机制,背后有深层次的认知和理念等问题。

  二是区分个别、区域风险和系统性风险,分别由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方式加以防范和化解。其中,个别、区域风险可以通过风险分散而化解,责任主体在微观主体,主要通过及时释放的市场化方式防范和化解,避免个别、区域风险的过度累积从而引发可能的系统性风险。系统性风险并不具有可分散性,微观主体只能被动承担并获取风险收益,其责任主体在宏观管理部门,主要通过政策、制度和体制机制的设计和变革,通过监管及其协调来实现。

  一是超越金融系统,在更广、更深层次的系统上把控金融安全。在金融领域,通过微观主体、监管部门、宏观调控部门,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实现各归其位,各负其责,强化协调的风险管控体系。在超越金融的经济、政治领域,则明确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,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,并以僵尸企业等国有企业为重点去经济杠杆,要求地方政府端正政绩观,严管地方政府债务增量,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,为金融安全构建坚实的经济基础。同时,加强党的领导,保证金融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安全,切实发挥党在金融系统、企业等的作用,从党的角度确保金融安全。

  大量资源耗散在非生产活动上。特别是被国家安全网所吸收。有三个。但更需重视的是其揭示的可能隐含的激励约束机制扭曲。二是更底层系统发生波动,可能产生风险外溢和资源错配,过快上升的高杠杆需高度重视,所谓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”,有必要区分研究和政策的目标和操作的不同实现路径。风险的分担越合理,从而对本层次系统带来全领域的冲击。在我国当前的实践中,结构性产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几种杠杆结合起来。杠杆是一种基于信任和共享的借力,社会信任程度越高,从而引发该系统内所有领域同时发生非线性变化。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看,三是系统被从生产性均衡引导到非生产性均衡,一是影响本层次系统的政策、制度、机制等发生变化!杠杆率与经济绩效、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,就是不发生上述三类变动带来的危机和异化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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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并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杠杆率,一定幅度内的杠杆率波动并不能表明金融安全的波动。越能采用高杠杆模式运作。但不一定是好的“政策干预指标”。如价值认识、政治、经济系统的波动会给金融系统带来全局性波动。杠杆率是好的“研究指标”,预算软约束主体在激励约束不对称情况下的过度扩张,正常经营期间存在的利益输送和转移(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)。可见,多层级的控股公司也是一种杠杆(控制权和中小股东),是经济运行发展出来的合作方式之一。如有限责任(股权和债权之间权益的非对称安排)机制下的破产与“逃废债”。

  当前经济金融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中。转型的本质,是系统的演进和转换,必然会涉及系统层面的不确定性。因此,转型期并不能也不应该完全避免系统性风险,需要的是面对并管理好系统演进和转换,需避免的是系统性危机。当然,危机类似于生病,健康至少是没有生病,但又远远不止于此,而是涉及到生理、心理健康等多维度定义。从这个角度,金融安全应不仅是不发生系统性危机,而是能保证金融系统自身的安全、高效和包容,并实现金融系统与经济等其他系统的和谐共存,能稳健演进和转型的更高要求。

  统一和差异。监管套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监管制度的不统一,没有很好地协调监管的统一性和差异性问题。中央的统一和地方的差异化也是我国一直不得不面对的矛盾。当把统一当成是具体规定统一,尤其是行政性管控措施的统一时,这种矛盾是必然存在的。因为这种统一和差异化同处于一个层次,是矛盾的两个方面。真正的统一,是需要超越具体措施的一致和差异,需要着眼于措施设计背后的理念、逻辑,是制度框架的统一。而这种统一下的差异化,则是统一理念、逻辑、框架下结合不同地区、领域、阶段的特殊性的具体应用。当然,统一应是从现实运作中升起的规则,不是另外一套的一刀切的管制措施,这样只是一套外在约束变成另一套外在约束,仍将落入“一放就乱,一收就死”的怪圈。

  在宏观上,高杠杆表明,一是信用总量的过度扩张和泡沫化倾向。二是融资结构偏向间接融资。过度依赖债务融资表明社会信任度较低。三是信贷扩张的经济效益较低,实体经济的风险收益信号扭曲,金融市场的秩序和规则出现劣币驱逐良币,宏观上资源配置出现了偏差。因此,从杠杆角度观察金融安全,关键在于重构市场秩序,理顺风险收益信号,凝聚社会共识提高社会资本。

  三是通过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来实现体制机制转型。重点领域的风险,是过去行为和现有体制机制共同作用产生的,但这些风险的存在又影响了金融体系的良性循环。有必要通过可控的风险处置重点领域风险,并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,这是着眼于“立”的“破”,是在有管理释放风险压力的情况下实现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健,实现金融业从野蛮发展到规范发展的过渡。

  金融监管是在金融系统内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。但监管如何与金融发展协调,是一个实现更高层次金融安全的关键命题。

  对抗和共生。金融监管的产生,是为了金融业务更稳健发展,是为了平衡短期和长期,平衡激励约束机制不足而产生的,而不是简单的制约。因此,监管和金融实践,不宜陷入猫和老鼠的对抗游戏,他们之间是平台、生态、基础与内容之间的共生关系,即是不同层级间的合作而不是在同一层面的竞争甚至竞合关系。金融实践的发展,金融风险的暴露包括各类制度套利行为,都是在揭示内在机制的不平衡,在揭示金融业务的真正风险点,监管部门需要学会倾听市场的声音,发现真正的内在风险点,有针对性地出台着眼于体制机制层面的监管制度,而不仅仅停留在业务层面的政策和各种管制上。

  在一个理想经济体中,甚至公司结构也是使用人才的一种杠杆设计。还存在杠杆率失真的情况,是使用股权的杠杆,如以资产泡沫为典型特征的各种自我实现机制和广泛存在的“明股实债”等。财务杠杆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(以资产负债率表示),可见。

  杠杆率“不合意”地过快上升,是很好的问题显示器,有深刻的内在体制机制根源。将高杠杆或者杠杆率的过快上升,作为金融不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一定的合理性。这种“合理但不合意”的现象,需要移除使其合理存在的部分体制机制条件,从而引导其往“合意”方向转变。

  不同的实现均衡的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,会对共同体的凝聚力带来不同影响,从而会产生共同体稳健性的不同特性。这样,金融安全就超越短期的市场价格波动视角,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选择逻辑。

  可见和不可见。金融监管只是金融安全在金融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,还有大量超越金融监管、金融领域,超越呈现出来现象背后的理念、体制机制方面的内容。我国普遍存在一种认识,认为“看见”了就没有风险。这种观念在历史上不断被验证。事实上在我国当前拥有强大政府动员和行政管制力量的体制下,任何被看见的风险,都具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加以消除。但随着市场复杂度逐步提高,这种需要等到看见才发挥作用的体制,所要求的能力越来越高,成本越来越大。需要从“看见”的风险领域转向“看不见”的体制机制的不完善。监管需要“守黑用白”,从金融业务、现象出发,着眼于体制机制变革。很多时候,表面上通过短期干预维护了金融稳定,但却破坏了市场内在的调节机制。市场正是通过短期扰动、剧烈波动和危机等不同形式,实现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体制机制演进、转换。过度干预以求价格稳定,可能反而成为更深次金融演进的障碍,在消除看得见的风险的同时,恶化看不见的机制和背景风险。从探索未知世界的角度,黑和白之间不是灰色,而是五彩缤纷的世界。监管应允许彩色世界的展开。

  金融安全,就是要超脱金融系统,从经济社会、政治、价值等平衡角度看金融系统的演进和转换,看金融系统的安全、高效和包容性,是从理念、机制层面,在更深次系统实现和谐的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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